校友介绍

回首中国加入WTO已经二十年。加入WTO的经济意义在于我国可以在商定的基础上与WTO成员互相拓展贸易。在法律上，中国有了平等的通过谈判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权利。联合国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法造法机构。联合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张彭春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与宪章的起草，并对人权部分作出了贡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之后，积极地参加了当时最大规模的国际法谈判——海洋法谈判。很快，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就在规模上超过了海洋法谈判。而中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发动时，开始进入多边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而且取得了平等的谈判资格，但是谈判能力等方面还有待提高。尽管当时程序上中国可以提出自己感兴趣的议题，但是初入制定国际法谈判领域的中国是无法推动谈判的。实质性的谈判并不是简单地受过国际法训练就能驾驭的，谈判涉及对相关议题的经济理解，要求熟知政策实务。提出谈判议题倡议的一方，内部要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还要准备随时解答其他成员大量的问题。

到多哈回合谈判时，中国已经在前一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发动之时正式申请加入，并在多哈回合谈判发动时成为WTO正式成员。中国已经扫除了在国际贸易法的舞台上发挥作用的障碍。能否在最大规模的国际法谈判上有所作为，是对谈判队伍的能力的一次检验，是对新成员国中国的一个考验。

中国的谈判队伍是在加入谈判中锻炼出来的。这支队伍能否转变工作方向，站在世界贸易成员共同利益角度，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向自由化方向前进，要看时机、条件和人才等各个方面是否到位。商务部长吕福源，在第一次作为代表团团长出席坎昆WTO部长级会议之后发言，他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各相关部委要培养、留住谈判骨干。从坎昆回来后几个月，吕部长因患癌症不幸去世，并不知道他是否来得及向中央汇报他的想法，但是他的真情表达鼓舞了许多参加谈判代表团的有志之士。

一、中国倡导的贸易便利化谈判议题

国际贸易谈判中，一国的话语权实际上是与其贸易权重挂钩，其中进口贸易量和进口潜力尤为重要。在一轮谈判中提出谈判议题的一方，须有资本与持有不同观点的成员方做利益交换，有时还得做交叉减让以获得互相支持。当时中国经过十四年的谈判，在开放国内市场方面的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国内经济也需要对加入谈判做出的减让进行适应性的消化，没有必要身先士卒做贸易自由化的先锋。中国第一次全面参与谈判，可能的选题方向应该是规则制定方面。而规则制定方面谈判的难度一点也不比针对具体利益进行讨价还价低，因为这方面的协议可能影响所有成员方政府的行政执法自由度。

实践证明，中国提出的贸易便利化谈判议题体现了中国发掘各方共同利益的能力，也使得这一绝妙选题在各个议题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时脱颖而出，快速推进并最终成为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唯一的早期收获谈判议题。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历经十几载，终于因未能达成一致而失败。中国倡议的贸易自由化议题有幸成为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唯一遗产，中国是新国际贸易规则的设计者、倡导者、推动者和协调者。自1840年国门被迫打开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以实际的成功向世界胜利地宣告，中国已经通过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具体行动，矗立于世界国际法之林。

二、“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毛泽东

回想中国倡导的贸易便利化谈判的成功，该议题首创者的名字不能不被提到，她就是海关总署WTO谈判办公室主任，中国多哈回合谈判贸易便利化谈判议题首席代表尹利群司长。尹利群积劳成疾罹患癌症，于2019年去世。她对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不应该被忘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一个个普通人砥砺前行，全身心地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能够在初战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提出经深思熟虑的倡议，并顺利推进达成协议，绝不是凭着一时灵光一现，而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通过长期工作实践培养出高素质的谈判人员，在关键的岗位，提出了关键的建议。从尹利群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中国贸易便利化议题的提出，是与她在体制内的特殊经历和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密不可分的。

贸易便利化议题主要涉及的是与海关进出口管理相关的内容。尹利群1982年从经贸大学海关管理专业毕业，一到海关总署，就接手了翻译关贸总协定文本，比较旧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做出的关税减让税目、中国当时使用的苏式税目以及后来使用的CCCN税目的工作，还参与了1984年复关贸易制度备忘录关税部分的起草工作。在1986年派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时，尽管未褪尽青涩，尹利群已经是熟悉海关制度的专业人员。

在日内瓦，她处理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作，埋头于抗争激烈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谈判，这使她在另一种极端的工作环境下受到了锻炼。这个组织分为四个阵营：发达国家是一组，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是一组，发展中国家是一组，中国单独是一组。中国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试水，体制上即是东欧类型的计划经济国家，又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本想参加发展中国家一组随大流，可是各方都不同意。于是，中国独自成为了一组“C”组。联合国贸发会议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战场。以石油为武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利用“多数暴政”的投票机制，通过了大量的决议，占据了贸易与发展领域的道德制高点。这种方式缺乏执行能力，许多决议最终沦为空谈，但发达国家仍不肯接受道德被告的定位在每一个议题上竭力抗争。在联合国万国宫会议室中逐字逐句地讨价还价是尹利群的日常工作。中国是独立的“C”组，在关键时刻举行“四方（组）”小范围磋商中国必须出席。常常需要熬夜争论，有时还得“停止时钟”等待各国国内的批准电报。

尹利群性情沉静，遇事不争。在工作中，她特有的柔声细语也展示了中国上海女性的温婉特质。多年外交生涯的历练使她练就了扎实的多边经济外交基本功：理解事情的基本逻辑，通过沟通澄清各方理解的偏差，寻求共通点的扩大，抓住时机推动决议的达成。维护国家利益就体现在谈判和磋商的刀光剑影之中。出于工作需要，尹利群硬是发掘出与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做一个警觉难缠、锱铢必较的厉害角色。

那个年代，联合国还没有禁止在会议室吸烟。“四方"代表在万国宫的小会议室中熬夜时，男士们常常抽香烟、雪茄。有时中方代表团领导做过正式发言之后，继续在小会议室内跟进磋商和谈判进展的任务就落在尹利群身上了，她讨厌烟但不得不吸二手烟。当然，有时候男外交官们也会不约而同地拿出烟，互相对视一下再看一看尹利群和其他女外交官，然后聚众出走到走廊里吞云吐雾。认真负责的尹利群总是要关照一声：你们要是谈问题就在屋里谈。

聪颖、努力、含蓄、生性不喜争的尹利群，总是在观察、思考着，根据争议问题的基本特质，哪些部分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可以不用对峙即可互相包容。个人特质和勤奋思考练就了她在纷乱的喧嚣中洞察共同利益的能力，这使她能够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做出惊人的成就。

三、在纷争中鉴别共同利益，突显了谈判选题的功底

在一轮多边国际经济贸易法谈判中，各方的经济诉求因其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而各异。有些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融合度较高，立场比较接近。有些发展中国家对多边谈判的利益理解不深。为了避免这类国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提早放弃部分权益，WTO规定这些国家可以雇用发达国家的专业法律人员参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谈判利益分歧更多了。由于WTO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一个不起眼的国家也可以独自阻止协商一致的达成。一国提出备选谈判题目如果不能事先预判潜在冲突的难易程度，考虑到可能的解决方式，谈判是走不远的。尹利群八十年代初入多边谈判时，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针锋相对的联合国贸发会议，长年争论培养了她对各方不同利益冲突点的敏感。而不喜欢争斗的女性天性，又使得她不断地在思索其中的共同利益点在哪里。这样的谈判经历锻炼了她鉴别矛盾与共同点的敏锐思维。她经历过中国海关在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业务改革，长期与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管理当局进行交流。凭借自身对多边贸易体制法律发展过程的深刻了解（尹利群1988年就得到了GATT前总干事奥利维尔•朗的版权授权，翻译了《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及其局限》，由展望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尹利群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把集中各方共同利益的贸易便利化作为一个单独的议题。

“经过训练的眼睛可以发现美”，经过长期实践磨练的头脑可以准确地预判谈判的最终成败，而信心源自于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底气来自于知行合一的学术研究。尹利群在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的时候，其学位论文就是关于贸易便利化与海关改革。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发现一个真问题，在这一点上，在职从事学术研究的尹利群做到了学习与工作互相促进，知行合一。

四、成功的内部协调工作

商务部作为WTO多边谈判的综合牵头单位，对中国首倡的谈判议题一般都持积极态度。但是未来要承担具体协定义务的国内部门，是否会站在多边体制法律发展的角度，平衡现有习惯做法的矛盾之处，是否能在倡议被接受之后全力驱动多边谈判，则是谈判综合牵头部门比较担心的问题。

尹利群是个不尚多言，认真实干的人。既然提出了看法，她就全力以赴说服海关各个相关业务司局，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需要有耐心和感召能力。得到各司局主管领导的支持后，她正式向海关总署党组提出谈判议题的建议。在署内领导召集的会议上，她用扎实的调研、清晰的逻辑、足够的信心帮助署领导做出决策。海关总署内部决策形成以后，在横向与多边谈判牵头的商务部磋商中，尹利群耐心地以丰富的海关业务知识介绍了这一议题，介绍了一旦各国同意作为多边谈判议题，未来可预见到的业务协调难题。她明确地指出了这将是一场业务细节大于利益争端的偏技术性质的谈判。她特有的细致思维和国际场合形成的个人魅力和工作历练，使得商务部放心地做出决定，一旦这个由中国提出的议题被纳入了谈判议程，未来由中国海关牵头推进谈判。

出于对谈判负责的考虑，尹利群在负责牵头多边谈判的商务部做出决定之前，就积极建议确定一个署领导负责该谈判。总署党组反复研究最后正式决定，不拘一格“越级”委托只有副司级的尹利群任贸易便利化议题的海关谈判代表，牵头负责整个谈判，并直接向署党组负责。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受中央委托负责总牵头的商务部部长，中央指定全权负责农业问题的农业部长杜青林，和因贸易便利化谈判技术性太强需由海关总署牵头负责的尹利群，组成了分头把口谈判议题的基本谈判架构。尹利群深感责任重大，为国尽力，不敢懈怠，鞠躬尽瘁。

五、组建、培训谈判队伍

大量的谈判工作都需要人来做。尹利群在推动多边谈判筹备的“高官会议”接受贸易便利化作为中国议题纳入谈判范围的同时，经海关领导授权，通过面向全国海关公开招考，遴选、组建了一只年轻化的谈判队伍，对这批人员在实干中进行培训，也为海关培养出了一批有眼界，有抱负，具有国际谈判实战经验的官员。他们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中国倡议变成国际法律规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的有功之臣。

一个谈判协议达成之后，如若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和规章，落实遵守条约的义务，处理内外工作矛盾，除了带好、用好专业谈判队伍之外，还得通过协调工作，在把相关的业务司局都动员起来参与谈判的二线工作。海关系统通过持续不断地组织贸易便利化谈判业务协调会，培训、动员业务司局提前做好了谈判成功后，顺利履行谈判达成的国际义务的各项准备。不仅如此，尹利群还组织了中国海关第一次针对企业的贸易便利化需求问卷调查，为根据企业需求对谈判内容作扩展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尽管尹利群因病中途退出了谈判一线，但是因为该议题提出时构思缜密、基础扎实、业务逻辑连贯，又积聚了各方的共同利益，后面的谈判基本按照尹利群设计的构想在推进。

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跟在其他国家后面，而是由中国提出提议获得多边支持并最终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一部分的成功谈判，是中国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发展作出的贡献。

当贸易便利化协议达成并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早期成果付诸实施时，商务部WTO司负责协调该谈判议题的丁为女士喜极而泣。她从国外打电话告诉病榻上的尹利群说，这是我们用了半生的努力换来的成功。对这样一批开创历史先例，为国家、民族作出过关键贡献的伟大人物，我们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