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总会
ALUMNI ASSOCIATION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货殖列传|对话高西庆：参与创办中国资本市场往事
校友简介 「 高西庆，1953年9月出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美国杜克大学。1981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92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发行部主任；1997年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2007年10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首席执政官；2014年7月，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全职教授。2018年12月22日，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人”榜单。2019年受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红天讲席教师。」 / /// 如果干不成，就去修自行车/// 「 高西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机缘还是一次股灾。」 1987年10月19日，美国证券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一天内股市跌掉23%，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找到在华尔街做律师高西庆和在纽交所任职的王波明，了解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影响。 这让高西庆开始了解到国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 到了年底，王波明的哥哥王东明带着国内金融改革的见闻来到纽约。“然后王波明半夜三更把我拉过去，说了好几天。白天干活，晚上就在那谈，不睡觉，很兴奋谈了三天，说应该回国去搞股票交易所。” 了解到国内情况后，高西庆和王波明在美发起设立“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委员会”。“在纽约的中国人，加上七八个美国人，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律师、投行朋友，感兴趣就都来参加。大家谈了一阵子就开始写白皮书。” 白皮书全称为《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是民间有关中国资本市场设计的最早蓝图。 回忆起当时回国的决定，高西庆说，他未曾想过“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但“觉得中国一定会好起来，而且要靠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回国前，高西庆花了两个月时间自费走遍海外各个证券交易所，从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米兰到东京。甚至还来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瞧了瞧社会主义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样子。 1988年9月2日，一路上积攒的大量资料揣在大小箱子里，高西庆从香港过罗湖关口，再回到北京。6天后，中国股市筹建正式启动的标志性事件北京万寿宾馆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举行。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正式成立，1990年底，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开业，1992年10月证监会诞生，高西庆是全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个中滋味，颇为复杂。一个轶闻是，高西庆和王波明曾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高西庆去东边修自行车，王波明到西边卖包子。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生活里的苦难，我们知道，实际上生活里我能干成的事儿，1%都不到，你必须做99%的努力。”高西庆说，“我们当时所想象的是，我们努力把这个事干成，但很可能干不成。” 既有书卷气又有“牛脾气”，充满理想主义与冒险精神，高西庆的挑战，才刚拉开序幕。 /// 两进证监会/// 1992年，证监会成立，高西庆出任首任发行部主任和首席律师。用他的话说，是“在刘鸿儒主席的容忍之下，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1999年，在香港担任中银国际首任总裁的高西庆被召回证监会，时任证监会主席是周正庆，换为“老熟人”周小川。 高西庆在证监会的这两段任期，都和股票发行制度的发展完善有着巨大关联。 1993年，高西庆主笔起草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第一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股票发行的审批制，标志着进入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第一阶段：“额度管理”。即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当时的国家计委、体改委和经贸委在宏观上制定当年股票发行总规模（额度或指标），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国家有关部委，再由省级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在各自的发行规模内推荐预选企业。 高西庆说，他所设想的股票发行跟国外的相对一致，就是公司自己本身出去筹资，筹资应是自发的行为。而中国的市场是“从上往下”建立起来，因此当时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允许股票发行”这一举动本身，已有非凡意义的进步，为企业面向社会筹资提供了机会，解开了束缚。 据高西庆回忆，对于额度的分配问题，“上面要4家来定：国家计委、体改委、经贸委，和证券委（证监会）。”但在高西庆看来，证监会不应该要这一项权力，“这跟我们的职责是冲突的，应该把它推掉。我们不能决定这些事，我们只做监管。” 这一观点让高西庆在当时显得有些另类，或者说有些超前。他始终主张，证监会的职能应只是“警察职能”：只管额度分下来之后公司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是否有内幕交易、是否有操纵市场，一旦参与利益分配，“麻烦”就大了。 类似的分歧在“要不要救市、如何救市”等问题上再次发生。 高西庆说自己：“今天到了这个年龄，智慧稍微多了一点，觉得这个很正常，当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正是这份“觉得不能容忍”，也推动了很多事情——当年假如能提前预知要历经的困难，也许他就真早早地去修自行车、沿着爱好做无线电了。 1995年10月，高西庆以健康原因为由请辞，回到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老师，一年多后前往香港，主持了中银国际的组建工作。当时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依赖外国投行，中银国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在香港干得正是热火朝天，1999年一封调令，他又收拾行李回到了北京，重返证监会。那时《证券法》刚刚颁布，确立了核准制的法律地位。而核准制的第一个阶段是“通道制”。 “通道制”改变了由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主承销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的风险。 “技术上的事情多了。”高西庆笑言，“券商肯定是得罪了。券商本来坐那儿收钱，结果要负这么多责任，意见当然大。”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高西庆曾参与《证券法》的制定，从1992年人大提出起草《证券法》，到1999年正式实施，花了整整7年时间，其间有诸多曲折。 “所以我后来理解，这是一个过程，任何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不同的利益，这么多不同的认知程度。”高西庆说。 这在注册制改革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证监会的两段任期之间，高西庆曾有一整年时间，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琢磨着写出了《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依据》。1996年10月，该文章在证券市场导报发布。 在结论一节，高西庆写道：“中国的证券立法和证券监管部门应当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问题，如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及时性和可比性等问题，以及对蓄意违反信息披露法规的调查和处罚问题上投入最多的关注和最大的努力，以图使市场日趋成熟，最终将政府从社会成本很高、自身风险极大、吃力不讨好又烦不胜烦的日常经济决定和具体市场运作中解放出来。” “所谓强制性信息披露就是指注册制。”高西庆说，“文章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最后一定要把发行的机制由市场来管，而不是由监管部门管。” 这一观点，在当时以行政手段决定股票是否有上市资格、以行政力量不时调节市场波动的阶段，显得非常超前。 文章本身的理论性也极强，对于不少系统内的官员来说，理解难度都颇大，“绝大部分人看了就扔了”，但得到了吴敬琏教授的重视与推荐。 而注册制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还要等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那之后又过了6年时间，注册制随科创板真正试点实施。注册制是化解过度干预等旧疾，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正是在于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高西庆对注册制评价颇高，他曾在2014年公开表态：注册制是证监会近年来的最大功绩。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注册制，高西庆称，“如果从监管部门的角度，证监会、交易所他们真是做了很多工作，做到了没有那么多可挑剔的地方。必须要政府最终充分意识到，一个是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是法治。今天回头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果按目前的路子走下去，方向应该是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市场的透明度会更高，造假、欺骗的情况会得到更大遏制，违法成本会更高一些，我希望是这样。”高西庆说，“我谨慎乐观。”
